敦煌学在中国，本就是个仅有三、四百名研究人员的寂寞之学，而敦煌书仪、敦煌学史更是敦煌学中的小分支领域，更缺乏关注。受教于周一良先生多年的赵和平，却选择在这个领域里倾注自己的学术热情。多年的努力使他终于成为新一代敦煌学者中的一流专家。
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，赵和平骄傲地进入了北大历史系。北大浓厚的学术气氛和11年文革造成的学知渴求，使他分外珍惜时间。在四年的本科和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，他几乎没有浪费一点儿“业余”时间，甚至在读研究生时未休过一次寒暑假。赵和平的热情来源于对敦煌学研究现状的担忧。中国的敦煌学水平在50年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，然而，在停顿20年后，日本京都大学著名教授藤枝晃1980年到南开大学时，说出的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日本”的话，深深刺痛了每个敦煌学研究者的心。他说的是事实，唯其是事实而更让人心痛。季羡林先生在此之后提出的“敦煌学在世界”，鼓舞和激励了赵和平这样的中青年学者，为中国敦煌学赶上世界水平而努力。
先在微缩胶卷中选出资料，洗成照片，再将照片上的文字转录为今天的文字。在归类、拼接、排列之后，再选择同类文献中清楚完全的写成定本，最后才是对这些文献进行专题研究。十几年的时间，赵和平和同事们从几万件敦煌文献中找出了一百多份书仪类文献，经整理归纳成四十八种。《敦煌写本书仪研究》《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较》《唐五代书仪研究》陆续出版。海内外学者一致赞誉，认为这些著作“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，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”作为中国人为敦煌学做出这样的贡献，赵和平尤为自豪。
先后师从于陈寅恪先生嫡传弟子之一的王永兴教授、张广达教授、周一良教授的赵和平，认为自己从这些前辈学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，不仅是治学态度，更是做人的态度。敦煌学研究涉及各门学科，研究者不仅要有良好的基础，还要有耐心，默默地沉下心来做研究的精神。
赵和平认为，敦煌学研究的回报值极高，这个回报值，并非指物质、声名上的回报，而是说当他在敦煌学小分支上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后，对此以外的东西也就具有了能力和基础。这是一个人格修炼的过程。研究敦煌学就是一种文化的浸泡，研究敦煌学的过程，是一个学问和人的境界同时提高的过程。
赵和平非常赞同冯骥才先生提出的“人类的敦煌”的观点。吸取外来文化变成自己的文化，民族文化才会更有生命力。年逾五十的赵和平最看重的是追求过程本身，反对人文科学的功利主义目的。因而，在预计明年完成《敦煌学史》之后，他想回到中国历史、更偏重文化史的研究上，利用在敦煌学研究中积累的经验和方法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。敦煌学在中国，本就是个仅有三、四百名研究人员的寂寞之学，而敦煌书仪、敦煌学史更是敦煌学中的小分支领域，更缺乏关注。受教于周一良先生多年的赵和平，却选择在这个领域里倾注自己的学术热情。多年的努力使他终于成为新一代敦煌学者中的一流专家。
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，赵和平骄傲地进入了北大历史系。北大浓厚的学术气氛和11年文革造成的学知渴求，使他分外珍惜时间。在四年的本科和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，他几乎没有浪费一点儿“业余”时间，甚至在读研究生时未休过一次寒暑假。赵和平的热情来源于对敦煌学研究现状的担忧。中国的敦煌学水平在50年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，然而，在停顿20年后，日本京都大学著名教授藤枝晃1980年到南开大学时，说出的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日本”的话，深深刺痛了每个敦煌学研究者的心。他说的是事实，唯其是事实而更让人心痛。季羡林先生在此之后提出的“敦煌学在世界”，鼓舞和激励了赵和平这样的中青年学者，为中国敦煌学赶上世界水平而努力。
先在微缩胶卷中选出资料，洗成照片，再将照片上的文字转录为今天的文字。在归类、拼接、排列之后，再选择同类文献中清楚完全的写成定本，最后才是对这些文献进行专题研究。十几年的时间，赵和平和同事们从几万件敦煌文献中找出了一百多份书仪类文献，经整理归纳成四十八种。《敦煌写本书仪研究》《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较》《唐五代书仪研究》陆续出版。海内外学者一致赞誉，认为这些著作“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，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”作为中国人为敦煌学做出这样的贡献，赵和平尤为自豪。
先后师从于陈寅恪先生嫡传弟子之一的王永兴教授、张广达教授、周一良教授的赵和平，认为自己从这些前辈学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，不仅是治学态度，更是做人的态度。敦煌学研究涉及各门学科，研究者不仅要有良好的基础，还要有耐心，默默地沉下心来做研究的精神。
赵和平认为，敦煌学研究的回报值极高，这个回报值，并非指物质、声名上的回报，而是说当他在敦煌学小分支上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后，对此以外的东西也就具有了能力和基础。这是一个人格修炼的过程。研究敦煌学就是一种文化的浸泡，研究敦煌学的过程，是一个学问和人的境界同时提高的过程。
赵和平非常赞同冯骥才先生提出的“人类的敦煌”的观点。吸取外来文化变成自己的文化，民族文化才会更有生命力。年逾五十的赵和平最看重的是追求过程本身，反对人文科学的功利主义目的。因而，在预计明年完成《敦煌学史》之后，他想回到中国历史、更偏重文化史的研究上，利用在敦煌学研究中积累的经验和方法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。
 |
